明代《絲路山水地圖》的新發現
定價：新台幣８８０元
《明代<絲路山水地圖>的新發現》
第一章 地圖的流傳與研究史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青綠山水長卷〈絲路山水地圖〉，因為在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亮相，近來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
歷史上聯結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從唐宋時期開始逐漸衰落，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不斷提升。由於宋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致使前人往往忽視遼、金以後的陸上絲綢之路。
其實在元代，因為蒙古人重新打通歐亞大陸的交通，所以陸上絲綢之路也隨之復興。到了明代，陸上絲綢之路仍在延續。因為明代的陸上絲綢之路已經不如海上絲綢之路，留下的文獻較少，所以研究相對薄弱。比如英國學者赫德遜的名著《歐洲與中國》，第五章〈韃靼人統治下的和平〉講述元代中西交往，第六章〈繞過非洲的道路〉講述新航路的開闢，一筆帶過中國和帖木兒帝國的陸上絲綢之路貿易。明代〈絲路山水地圖〉的橫空出世，使得明代絲綢之路重新得到世人關注。
這幅〈絲路山水地圖〉雖然是明代中期繪製，但是畫出的旅程，東到中國嘉峪關，西到天方國（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以西的戎地面（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路途萬里，跋涉多國，不僅是同時期中國罕見的珍品，也是同時期世界罕見的珍品。不僅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這幅地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珍貴文物，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智慧結晶。不僅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寶。
這幅珍貴的地圖，是誰所畫？為何要畫？圖上的地理知識源自哪裡？這些問題，仍然有一定爭議，還是難以破解的謎團。前人對這幅圖雖然已有研究，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留待我們繼續探索，有新的發現。
一．地圖的流傳和公佈
這幅〈絲路山水地圖〉，寬0.59米、全長30.12米，絹本彩繪。原本是明朝宮廷畫師根據西域商人帶來的各種地圖和各種地理資訊繪製。因為這幅圖是官方地圖，很可能是皇帝御覽的地圖，在古代地圖中的地位很高。明朝滅亡，這幅地圖由清朝宮廷接收。可能是在民國初年，被人盜賣出宮，流落到北京琉璃廠的著名書店尚友堂。
因為是被盜賣出宮，所以原來的題簽在此流散過程中被人撕掉，尚友堂在原題簽的下方加了一個很小的題簽：「宙XX二〈蒙古山水地圖〉一卷。尚友堂。」因此長期被稱為〈蒙古山水地圖〉。宙字是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採用的分類編號。XX二是古代商人計數的蘇州碼，X是10，XX二表示第22號。
這幅珍貴的中國地圖，在民國時期被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買走，收藏在京都的藤井有鄰館（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被當成清代畫作，秘不示人。
藤井善助，早年留學中國，就讀於上海的日清貿易研究所（1901年改組為東亞同文書院）。後回日本繼承家產，經營棉花和紡織貿易，而成為有名富商。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從政，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拜政治家犬養毅為師，受其影響，積極收藏中國古文物。民國時期，清宮舊藏大量外流，藤井善助傾力收購，包括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米芾〈研山銘〉。1926年，建成博物館「藤井齋成會有鄰館」，位於東京左京區，館名出自《論語‧里仁》的名句：「德不孤，必有鄰。」此館因為開放程度有限，因此很多珍貴文物不為外界所知。
2002年，中國中貿聖佳拍賣公司易蘇昊、樊則春先生在日本藤井有鄰館重新發現這幅圖，並花鉅資從日本購回。經故宮博物館的著名學者傅熹年先生從藝術風格上，鑒定為明代中期以前作品。
2004年初，中貿聖佳公司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著學者林梅村教授研究這幅圖，達成了專題研究協定。林先生在2004年8月的北京論壇「東亞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論壇論，做了題為《明代中葉〈蒙古山水地圖〉初探》的報告。在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集中，收入了《蒙古山水地圖——在日本新發現的一幅中世紀「絲綢之路地圖」》一文。 林先生又經深入研究，出版了學術專著《蒙古山水地圖》。
但是〈蒙古山水地圖〉不是原名，而是民國轉售此圖的尚友堂所加。最近經故宮專家研究，這幅圖應改名為明代〈絲路山水地圖〉。我認為〈絲路山水地圖〉的名字確實更加貼切，下文將詳細論證。
2011年10月，義大利羅馬的國家博物館舉辦「絲綢之路」展覽，〈絲路山水地圖〉手卷在展覽上引起巨大轟動。此後，〈絲路山水地圖〉又先後參加2013年甘肅省嘉峪關城市博物館「起點——明代絲綢之路巨幅地圖長卷嘉峪關大展」、2015年博鼇亞洲論壇舉辦的「文明‧記憶——中華文明五千年文化大展」、2015年保利‧北戴河「一帶一路文明展暨夏季藝術品公益拍賣會」。又在2017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在會議中心會場公共區域以視頻的方式展示。
2017年，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先生以2000萬美元的高價，收購這幅圖，並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幅地圖經過了約一百年的輾轉，終於又回到了老家北京故宮。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中國，這幅圖在中國絲綢之路建設的新時代回到了祖國，令人振奮。
這幅地圖還通過春節聯歡晚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地圖。原本宮廷御覽的地圖走向了千家萬戶，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反映了國民素質的提升。這幅地圖上的地名，不是普通人能研究清楚，所以很多人對這幅圖有很多疑問。還有很多人受到一些誤導，對這幅圖有各種猜測。
既然大家已經關注這幅地圖，我們就更有責任認真研究這幅圖的由來和圖上的地名，解決大家提出的很多疑問。
二．研究史回顧與本書創新點
林著考證這幅〈絲路山水地圖〉由來的主要觀點是：
1.這幅圖還有兩個明代刻本和另一個明代彩繪本，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陝西通志》的〈西域土地人物圖〉、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陝西四鎮圖說》的〈西域圖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嘉靖二十三到二十三年《甘肅鎮戰守圖略》的〈西域土地人物圖〉彩繪本，這些圖的祖本都是〈蒙古山水地圖〉。
2.因為三個明代別本的終點到魯迷（今伊斯坦布爾），而〈蒙古山水地圖〉的終點僅到天方國（今麥加），所以不是全本，而僅是原圖的四分之三，消失的四分之一很可能是為了牟利而被人為撕下。
3.圖上出現了苦峪城，所以在正統六年（1414年）築苦峪城後。圖上出現了阿丹城、西阿丹城，所以在正德九年（1514年）阿端衛內遷後。因為圖上的起點是嘉峪關，所以在明軍嘉靖三年退守嘉峪關之後。圖上未出現嘉峪關外的永興後墩，所以在嘉靖十八年之前。
4.這幅圖受到吳門畫派的影響，甚至認為圖上的嘉峪關和仇英（1498—1522）的〈歸汾圖〉使用了同一粉本。
我認為，林著不僅有研究此圖的開創之功，而且正確地解釋了圖上的很多地名，貢獻很大。
但是林著也有很多問題，比如楊富學先生指出苦峪城就是元代的曲尤城，在今玉門市玉門鎮，即清代靖逆衛城，仍然保留了一段城牆在地面。史書記載明代正統年間修繕苦峪城，不是創建苦峪城。因為楊文是後來發表，所以林著之前未能看到。既然苦峪城在元代就有，則不能根據苦峪城是否修築來斷定這幅地圖的年代。
林文引用鄧齡之文，說阿端衛是正德九年內遷，但是核查鄧文，引《明史》說阿端衛：「迄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似乎不提有正德九年內遷事。阿端衛的史料很少，史書都是統稱蒙古諸衛內遷。嘉靖七年王瓊上疏說：「阿端莫知其處。」可見阿端衛的下落早已不明，否則明代人怎麼會找不到阿端衛人？阿端衛在明代所設的西北諸衛中，距離漢地最遠，所以明代人很不熟悉，所以林文的這一斷代時間顯然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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